历时8天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8月13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,2000年正值奥斯陆建城1000周年纪念,大会闭幕的周末,市民倾城上街庆祝,载歌载舞,盛况空前。
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,中国历史学会于1980年申请参加该组织,并应邀参加同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大会。今年的大会因在世纪之交召开,参加者特别踊跃,据云达两千人。大小会议(主题大会、专题讨论会、圆桌座谈会、报告会)不下一百余次,使人应接不暇。
大会组织的三个主题报告吸引了众多听众:第一个题目是“全球史(世界史)的概念与方法论”,下分两个副题:1、世界史是否可能?2、数世纪来各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。第二个题目是“千年的时间与历史”,下分两个副题:1、时间的构建与区分,2、千年运动与对未来的幻想。第三个题目是“历史的用途与历史学家在历史中的地位”,下分三个副题:1、近代以前历史的应用和滥用与史学家的地位,2、近代社会中历史的工具化与史学家,3、近代史学的批判功能。
专题讨论会也很有特色,共分20个专题,如20世纪史学的评估;记忆与认同;各种社会如何构建与处理其过去;科学发明(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接受);司法理论与实践;历史中的伊斯兰社会;传教、现代化、殖民与非殖民化;宗教与性别;家庭结构与人口统计——欧亚社会比较;区域与区域化;自古至今的写作与阅读习惯;环境史的最新发展;16至20世纪知识交流的方式等等。
圆桌座谈会的题目更多:传媒革命,历史教学,欧洲与非欧洲法制的交遇与对抗,性别、种族、排外与民族主义,疾病史,档案的公开与共产主义史(1990—2000),50年来冷战史著作评议等,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国际史学界注视的方向。
英国历史学家奥布莱恩就第一个主题“世界史是否可能?”所作的报告,对我们了解西方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存在的问题颇有帮助。
“世界史是否可能?”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幼稚可笑的。我在大会发言时不客气地指出,我们在学校里讲授编写世界通史至少已有半个世纪了,问题的提出应该是“如何改进世界史的教学与编写,使之更趋完善”。
但在西方历史学界看来,世界史确实还是一门有争议的学科,何况摆脱“西方中心主义”对他们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比对我们困难得多。不过近一二十年来情况有了转变。奥布莱恩教授首先从史学史发展的角度列举古代的希罗多德、司马迁,中世纪的奥罗息斯、奥托主教,近代的伏尔泰和哥丁根学派,到当代的麦克尼尔、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史著作和观点,认为他们代表了扩大历史研究领域、重视其他文化和民族的世界史学传统。
有些后现代主义者顾虑“全球史”的复兴会重新突出西方在科技、军力、经济发展的超前性。奥布莱恩指出,这种顾虑也不是没有根据,因为不少历史学家仍被几个不正确的观点所误导:一是认为欧洲在19—20世纪在科技和经济的领先地位可以追溯到1815年以前若干世纪;二是认为欧洲的政治、法律、文化遗产对促进其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特别有利(即所谓“特殊论”);三是认为亚洲人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不利的环境下,这种生态实际长期束缚和阻碍着亚洲的经济发展。这就是说,西方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由于它的“特殊”条件,是东方所望尘莫及的。这些片面的观点近年来遭到了东西方历史学家的批评和驳斥。
最后,奥布莱恩预测:历史比较方法和跨文化的国际交往研究将是21世纪世界史学的主要风格,只要处理得当,这两种方法“定能加深我们对异质文化的了解,满足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要求,并且促进对各民族、团体、文化在历史上丰富多采的贡献的理解和赞赏”。